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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龙的博客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日志

 
 
关于我

我是王正龙,没有也不愿意加入或归属任何派别,没有任何职称和头衔儿,我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公民,希望成为一个在传统文化和传统中医方面有所贡献的一个学者,愿意不断深入地学习、分析和探讨,不愿意讨论、辩论和争论,愿意参观和交游,不愿意参加任何研讨活动,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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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难题”之我见(1)  

2009-12-18 21:20:0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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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难题”之我见

——对于东西方科技与文化的思考

王正龙

 

我国著名科学家周光召先生说:“中国为何没有与西方同时或前后产生现代科学技术?这一问题困惑了许多科学史专家,被称为‘李约瑟难题’。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今天,这仍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大众科学报》2000.1.6)。

李约瑟和科学家们对这一难题产生困惑是必然的。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道德与科技”的关系问题。只懂得科技知识而不懂得道德修养的人,或者说不懂得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是永远也不可能正确地解答出这一难题的。物质与意识,第一第二,极难把握,圣人的理论连中国人自己也难理解,极易偏颇。只有用孝弟这个行为习惯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孝弟观念习惯就是形成上下左右相互关联照顾这个观念的基础。

要想解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了解人类的基本特性。

一个健全的人,都是由心理和生理两部分组成的,也就是说由思维技能和情感欲望两部分组成的,两者缺一不可。生理可以驱使心理为之服务,心理也可以抑制生理的欲望。人的生理和心理都具备“善”、“恶”和“非善非恶”三种特性。完全接受了“善”的心理教育和生理的训练,就是善人,就是有修养的(无私的)(比如古代圣贤);而没有接受善的教育或完全接受了“恶”的心理教育和生理的训练,就是恶人,就是没有修养的(自私的)(比如土匪强盗),甚至是邪恶、凶残的人(比如日本鬼子用活人作刺杀靶子来训练新兵以强化其残暴性)

在世界上,只有绝对的善人,却没有绝对的恶人,受到“善”和“恶”的心理教育和生理训练的比例多少,决定着此人的善恶属性。而“非善非恶”只是一种如一的思维方式和生理本能,这种人是不存在的,只有佛、菩萨才能如此。如果“善”和“恶”的心理教育和生理训练都很少,那么,此人一定会顺着欲望的驱使而逐渐变为恶人。所以说,善恶的关键在于是否接受教育,接受到什么样的教育。

明白了这个原理,下面的问题就好说明了。再打个比方:

东西方社会的发展过程就好比两个人的成长过程,东方人的成长过程,是有“老师”管教的过程;西方人的成长过程,是没有“老师”管教而自由成长的过程。

所谓有“老师”管教的过程,就是在做人的原则方面进行重点强化训练,通过对“孝悌”的德育培养,就能够考虑到个人与集体的关系;通过对天地神灵的敬畏,就能够照顾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通过对历史的学习与反省,就能够顾及到眼前与长久的利益。由于东方人具备了这些品质,做任何事情,都是自觉的行为,不需要任何人强迫或限制;由于东方人确立了这种修养,头脑就会异常聪明,而且,性情善良,对集体和将来有利的发明创造就会积极发展,对国家和子孙具有不利影响的理论和技术就坚决取缔。所以,科技和经济就自然在修养的指导下稳步发展,有多少财物就享受多少乐趣,身心健康,没有多少令自己后悔的事情,也没有损害他人的利益,都能平平安安地生活,健康地安度晚年。从小确立的规矩和修养会指导、伴随一生。这种有“老师”管教的过程就是东方人的成长过程。

而西方人的成长过程,就是一种任其自由发展的过程。这种成长过程就像没人教养的孩子,是按照少数人的欲望和需求而发展的,这种发展,往往都是为个人考虑,而且,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久利益,甚至侵犯、破坏他人的利益。西方人在年少的时候,头脑还处于比较蒙昧的状态,而且,由于极端自私,性情也就非常残暴,一旦长大成人,头脑开了窍,学习并接受了东方文明人的科技知识(由于西方人没有很高的道德观念,不可能领会并接受东方极高的道德规范,所以只接受科技知识而抛弃了东方人的道德),为了满足其不断膨胀的欲望,便没有限制、不计后果地快速发展科技,但是欲望永远也得不到满足,于是便利用为满足欲望而发展起来的科技去抢夺其他人的财富,并且没有限度地开发和破环人类共同的资源,以满足他们不断膨胀的欲望。于是就迫使东方人为了保护自身的安全而无奈地“奋起直追”。由于西方人没有教养,所以就只顾个人利益,就没有信义可言(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等到了晚年,影响人类社会的资源、生态、污染战争问题显露出来,于是开始反思自己的过去,认识到自私的错误之处,但由于恶习难改,而且,身体已经虚弱,积累了许多顽固疾病,无力挽回已经造成的损失。因为修养是需要亲身实践,此时再注重修养的研究和制定,却又不知从何处下手,而且,傲慢自私的习气迫使西方人很难虚下心来向东方人学习,积重难返,更不愿意放下架子向东方人认错,于是就将错就错下去了。而且,还要虚伪地帮助东方人来发展经济,但是,对东方人的“善意”中总会包藏着“野心”,这种思维习惯是很难去除掉的。

话说至此,李约瑟难题也就解答完了。

虽然如此,这种解答是不会令人信服的。

下面就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和历史事实来进行分析。

 

首先必须明确一点:中国科技发展的脚步,从来就没有一天停止过,也不曾放慢过前进的脚步,只是始终如一地以步行的速度前进。

由于中国两千年来,都是以儒家思想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国教,也就是现代人们常说的“封建桎梏”,而这种所谓阻碍现代科技发展的“封建桎梏”,正是我下面要说的能够使社会稳步发展的“道德约束”。

孟子被称为“亚圣”,他的话完全可以作为儒家理论的代表,所以,下面重点引用孟子的几段话作为论述的依据。

孟子说:“关心人民是最迫切的任务。人民有一个基本情况:有一定的产业收入的人才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没有一定的产业收入的人便不会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假若没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就会胡作非为、违法乱纪,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等到他们犯了罪,然后去加以处罚,这就等于陷害。哪有仁爱的人处于统治地位时却会做出陷害老百姓的事情的呢?所以,贤明的统治者一定认真办事、节省用度、依礼对待臣下,尤其是征收赋税要有一定的制度。阳虎曾经说过:‘要发财致富便不可能仁爱,要仁爱便不可能发财致富’为富不仁,为仁不富——原文)《孟子》5.3。”

孟子这段话,指出贤明的统治者不能等老百姓都富足了才开始制定道德规范,如果百姓贫穷的时候不能加以道德规范,“等到他们犯了罪,然后去加以处罚,这就等于陷害。”所以,儒家要求贤明的统治者应该在百姓贫穷的时候就能够“认真办事、节省用度、依礼对待臣下、尤其是征收赋税要有一定的制度”。只有如此,国家才能稳步发展,几乎所有的百姓都可以同时由贫穷逐渐变为富足。这就要求统治者科学家具有“仁爱”之心,“要仁爱便不可能发财致富”,这就是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就是儒家所要求的“为官、为学、为人”之道。

在中国历史上,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朝代,没有对外侵略和掠夺的历史,对于经济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很多都是采取“和藩”的策略,并不是当时的国力和军队不够强大,因为武力不能解决长久的问题,所以用“仁义之心”待之,并且毫无保留地将最先进的生产技术传播出去,以求得百姓的共同富裕。诸葛亮的“南抚夷越”政策,唐太宗的“汉藏友好”,郑和“七下西洋”,是为了宣扬中华文明,使“万国来朝”,其目的在于使周边国家和民族前来学习文化和科技,交流物资,共同发展,并非耀武扬威。

而西方社会的发展规律是按照“有一定的产业收入的人才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的没有“管教”的自由发展规律进行的。已经富足的人所制定的所谓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主要是为了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以满足自己的私欲,并不会真正关心和维护广大还没有富足百姓的利益,这就是“要发财致富便不可能仁爱”的意思,其表面现象或结果虽然有些相似,但其出发点却是截然不同的,最终结局也一定是大相径庭的。

在西方的历史上,就是对其他国家和民族进行侵略的历史,“十字军”远征和拿破仑称霸欧洲自不必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就是使世界人民遭受苦难的开始。这就是极少数富足的统治者“为富不仁”的明证。当今美国政府对其他主权国家的干涉和侵略,完全而又现成地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说,中国科技和经济发展的速度,是以百姓的生活水平是否基本相同而决定的。在东西方同时都是封建社会的情况下,西方科技和经济发展的速度是极为缓慢,但中国在儒家思想的统治下,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脚步是非常稳健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对于中国普通百姓都可以坐轿子曾惊叹不已。而西方现代科技的腾飞,首先是学习了东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并以少数人的私欲无所制约地膨胀为中心,同时将本国的经济发展建立在破坏自然环境和掠夺别国财富作为资本积累的基础之上的,这样的快速奔跑,肯定要比稳步行走要快得多。

至于说西方科技是建立在学习中国的先进科技的基础上,许多人一定不会相信,但这确是事实。李约瑟在《中国古代科技》一书中说:“

1405年正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就在这前后,中国的纸张和印刷术远道颠簸而来,最终推动了这场革命的完成,尤其是印刷术,由于这一杠杆的轻轻一撬,才使欧洲一跃跑到了中国、印度和阿拉伯等古老社会的前头,印刷术恰到好处地尾随人文主义运动飘然而至,人类真的很幸运。”

然而,洋人却没有接受中国(或东方)的道德文化,所以,对于“人道”和“文明”的概念是含混不清的,甚至是颠倒的,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将“野心”隐藏在“人道”之中,因为他们的“人道”,从来都是有条件的。人类真的很幸运”。

“人道”和“文明”的概念是什么呢?

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快慢有是如何掌握的呢?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统治者应该无条件地使所有百姓共同富裕起来;对于一个洲来说,强盛的国家应该无条件地使自己周边国家的人民都共同富裕兴旺起来;对于世界来说,发达国家应该无条件地帮助和支援贫穷落后的国家共同兴旺发达起来。这才是真正的“人道”和“文明”,这样的科技和经济才可以成为稳步发展。如此说来,纵观历史,中国才是真正的“文明古国”。而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和经济又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他们杀害黑人并强迫黑人做奴隶,大量掠夺非洲的自然资源,致使后来的非洲大陆连年发生自然灾害,民不聊生;他们使美洲和澳洲人民亡国灭种,并且对亚洲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他们这种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而快速发展的现代科技,是“为仁”者所不容的。这种“高科技”能够属于“文明”吗?

所以说,在近代,虽然西方科技超过了中国,却因为用“杀鸡取卵”的方式发展科技,造成了 资源、生态、污染 世界大战 等重大的灾难,这是非常得不偿失的,也是不应该发生的。就今天的美国而言,即使向贫穷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也都是有条件的。

东西方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时间几乎是同时的,现代科技也是同时出现的,我国明朝中叶以后的出现的代表人物如徐光启、徐霞客、李时珍、宋应星等大科学家,其中,李时珍的“纲目分类法”对后来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而李约瑟对宋应星的评价更高:

如果宋应星被请到处于产业革命前夕的英国传授知识,他可以一下子拿到几十项技术专利,也许可以一个人领导席卷欧洲的产业革命

而这四位大科学家的发明和思想,都是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产生的,细观其科学内容,无不闪烁着儒家思想的光芒。虽然他们的科学创造几乎都没有得到国家的支持,甚至受到排挤和压制,但是,他们全都凭着一颗为民造福的心,努力完成了不朽的事业。而近代西方的发明家们,大多数都是为了发财而搞科学发明,虽然许多人刚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便已死去,没有获得高额的回报,但都曾对此事表示了遗憾。当然,为科学献身而不为金钱者也是不乏其人,如:伽利略(提出“日心说”是得不到一分钱的)、居里夫人(镭可以使她富有,她却分文不取)和天花疫苗发明者(用自己的孩子做实验)等。但是与中国几千年来无数不留名姓的“大发明家、大科学家、大文学家、大哲学家、大医学家”相比,确实是少得可怜。

因果报应”在自然界是确实存在的(西方在文艺复兴时期也发现了因果的存在)。有什么样的因,就必然有什么样的果。因正则果必正,因斜则果必歪。

世界上没有两全其美的事情,为仁为富是不可兼得的,为仁就是大同世界或社会主义,为富就是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是各有“利弊”的。为仁者一心想着所有的人(因正),虽然自己不富,却可以使所有人都富裕起来(果正)为富者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自己(因歪),所以自己不仁,还必然损害其他多数人的利益,并不可避免地破坏自然环境(果歪)。“两害相权取其轻”,我国的大思想家、大科学家们,都自觉地选择了为仁。由于我国具有这样深厚的文化底蕴,所以,即使再发生一两次运动和动乱,也不会发展成为资本主义,我国的现代科技也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为了满足不断膨胀的私欲而快速发展,虽然会有一些小小的振动,但是,按部就班地稳步发展(洋人所说的“缓慢发展”),依然是中国历史的必然。

以上从道德约束的角度简单论述了现代科技发展快慢的问题。下面

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进行论述。

孟子说:“难道管理国家的人就能一方面干农活儿,一方面又能同时搞好管理吗?可见社会必须分工。有官吏的工作,有小民的工作。只要是一个人,各种工匠的(科技)成品对他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如果一件件东西都要自己制造出来才去用它,这就是率领天下的百姓疲于奔命。所以我说,有的人劳动脑力,有的人劳动体力;脑力劳动者统治人,体力劳动者被人统治;被统治者养活别人,统治者靠人养活,这是通行天下的原则《孟子》5.4。”

从古至今,世界上都有专门培养科技人才的学校,却没有专门培养统治者的学院,而中国在两千年前就有了培养统治者的“大学”。中国的统治者是由专门的学说培养出来的,就是从老百姓到统治者都能够学习修养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大学”理论,这种理论对老百姓和对统治者的修养有极高的要求,这是一种劳心与劳力的分工(对中国统治者的的劳动程度,在历代对皇帝每天起居的记录中有着非常详尽的记载,大多数皇帝并不像影视作品所表现的那样荒淫和不务正业,若果真如此,中国早就四分五裂了)。而西方只有贵族和劳动者之分,可以说是一种享受与服务的区别,而且,西方根本就没有类似儒家思想的、专门的统治者修养的学说。“民为重,社稷次之,君轻”,这种观点对于欧洲的封建统治者来说,简直就是不可想象的。而我国的圣人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分工,其关键就在一个“”字,说明都是劳动者,只是分工不同罢了,这种“人人平等”的观点在古代的西方国家是闻所未闻的,就是现代科学最发达的美国,也还在搞种族歧视和大国沙文主义。

在古代中国,儒家思想都普及到了民间,每一个百姓都或多或少的具备儒家思想,学问和修养都很高的人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到“劳心者”的行列。即使统治者昏庸无能或王法不到的地方,老百姓都能非常自觉地遵照儒家思想进行日常生活和科学研究。由于儒家思想的普及,即使出现几个“害群之马”,也不会动摇整个社会的正常秩序。而西方社会只普及法律而缺少道德,统治者和百姓不知“仁政”为何物,都是为了个人利益而进行日常活动和从事科学研究,即使西方国家出现几个高尚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如伽利略、马克思、黑格尔),也不可能使整个西方社会趋向正常。现代全球都在努力普及科学,所以科技人才“层出不穷”,而君子贤人则如“凤毛麟角”。世界的这种潮流也就“浩浩荡荡”,不可阻挡了。

在这里并不是说普及了儒家思想,百姓的道德素质就一定普遍高尚了,就像现代人几乎都上过学,都有知识。其实,知识对每一个人并不重要,金钱和舒适才是最重要的;同样的道理,就像古代的科举考试一样,对于绝大多数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来说,儒家思想并不重要,主要是为了功名利禄,光宗耀祖。虽然如此,他们所学的儒家思想和礼制却已经根深蒂固,总比没有任何道德规范的限制要好得多,这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虽然多数人在走下坡路,但是,只要儒家思想还在,中国依然就会不断地孕育出无数的圣贤、君子、清官。如果没有了儒家思想,全都以科技为统帅,以法律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主体,恐怕连清官也不会再出现了。

在我国古代,将儒者的地位抬得很高,其本意并不是将儒者与百姓分离,而是通过这种行之有效的手段,让百姓崇尚儒家思想,学习儒家思想的智慧,绝对服从儒家思想的指导,自觉遵守儒家思想的规定,将儒家思想深入到百姓的心目中。只有这样,即使是昏君治国、奸臣当道,也不会阻碍科技的稳步发展。晚明四大科学家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就是这样的典型。

古代西方科学技术远远落后于中国的原因,就在于西方国家的君主使用暴政统治、压迫人民的结果,使人民在严酷的法律压制下生活。当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将各种先进的文化广泛传播的时候,欧洲人基本都是文盲,而且,充满了血腥、愚昧和邪恶。而中国古代的君主主要是以儒家的“仁政”思想统治、管理人民,使人民在较为宽松的宏观控制中自由、稳步地发展科学和经济,使人民的欲望有节制性的共同得到满足。而西方在得到了中国当时的先进科学技术后,却很少向中国那样将技术广泛地用于社会,而是大量用于军事。中国发明的马蹬带,与西方得以开创封建社会是息息相关的;中国发明的火药,与西方得以推翻封建社会则是功不可没的;中国的造船航海技术领先欧洲1000年,所进行的始终是贸易;而欧洲自从掌握了中国的造船和航海技术,所进行的主要就是侵略,这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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